公共舆论对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
绪论
随着公共民众政治参与与意识的增强，对外交政策上的公共舆论逐渐发达， 中国民众对外交形势和外交问题引发关注。在中国的媒体中，国际报道对于日本，而日本入常等国际问题上，民众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1]。中国领导人认为对日本的关系是影响内政最敏感的外交关系之一。日本是“中国所有外交关系中最关键的领域”，中国领导人要最灵巧的手腕，各方穿梭。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难有起色，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厌增长，导致中国对日公共舆论情绪化。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两国间的外交摩擦很容易发展成国民感情的对立，而对对方国家的舆论和国民感情的恶化。中日之间的在领土，领海，能源，靖国神社，历史认知，中国威胁论，台湾问题等一系列矛盾上摩擦不断，尤其是其中的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危机 。
大量的抗议行动、中国国内媒体耸动的新闻报道，以及情绪化的公众舆论结合在一起，最终阻碍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对话，打乱了两国经济合作，鼓舞了各种好战情绪，并重塑了公共话题。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当代中国的国内舆论中国政府对日政策上具有怎么样的影响?本研究利用了中国，以及国外出版资料，公共舆论学，民主主义理论一些基本原理，相关媒体新闻。
第一部分回顾了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至今的中日关系及主要抗日活动，包括民意现状。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历史变迁，而新媒体下公共舆论对中日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民族主义来形成的公共舆论以及中国政府的“强制性的路径”。结语部分提出：中国公共舆论对中日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使得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之一。
中日关系以及反日抗议后动
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建立在中国经济长期的基础上。而中国经济的长期，有受惠于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以及来自日本的投资，但是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的程度超过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关于目前中日关系的困境，各界多用“政冷经热”来描述。实际上，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趋向不断强化，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势难避免因政治关系持续冷淡甚至日趋恶化而导致的消极制约与恶劣影响[2] 。
反日情绪近二十年在中国大陆高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上的反日情绪潜滋暗长，并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日运动，对日本人，日本民族以及日本文化反感。近几年，在各大城市屡次发生类似“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反日游行。事实上，日本与它邻亚洲国尤其是与中国一直存在长期的对立与分歧，对这段历史“清算”远远没有达到各自的期待。历史记忆和历史观念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神风格的基干，它在实际上规定着民族主义的目标指向。战后，中日历史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妥善清理。1972年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导的中日建交，很大程度上是在压抑当时中国民间对日不满的前提下缔结的。虽然中日两国于 1978年预定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绝》，但中国受害民众迄今为止没得到日本政府正式的，毫不含糊的认罪[3]。
小泉时期（2001-2006年）的日本外交小泉使中日关系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以说，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国家战略的针对性调整客观上需要一个理性权衡和审慎抉择的过程，可是裹挟着复杂国民情绪的民族主义抢先一步吹响了应战的行为。2005年发起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中，国内各大网站及海外网上征集到逾百万人签名。在北京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时，学生捣毁佳能照相机等日本电子产品的（学生用日本品牌手机和照相机拍照片）趁乱用脚踩踹丰田汽车，敲碎日本银行和餐馆的玻璃。这场示威活动当然是老一辈反日分子组织的，不过他们也控制不了年青学生。中开关村排山倒海的抗日波涛，踏上八九年民主示威活动走过的道路，朝往北京中心前进。旁观民众道用欢呼，有人干脆加入游行。北京公安和人民武警阻挡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不过也许部分学生代表进入外国使馆区，以缓和群众的激昂情绪。北京的这场示威其实只是举国排日抗议浪潮中的一环而已[4]。连年3月至4月其间在中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大型游行和抗议活动。全国反日后动主要是反对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和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
小泉内阁后两国出现了“ 回暖” 的热潮。中日关系在历经， 所谓“破冰之旅“(2006年10 月安倍访中国)， “融冰之旅[5] ” (2007 年4 月温家宝访日本)迎春之旅 (2007年12月福田访华中国和“ 暖春之旅”(2008 年5月胡锦涛访日本)之后，中日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09年，回顾金融危机后一年的中日关系，随著中国经济的复苏，两国经济交流进一步增加。日本政权更迭后，民主党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从自民党时期的美国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并力推“东亚共同体”构想，中日两国高层互访也日趋频繁。然而舆论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彼此间的好感度没有以前那么高[6]。
”中日关系2010 年以来的形势与甲午战争前10 年有某些相似之处[7]”，2010年，日本挑起钓鱼岛[8]争端，西安，成都，郑州等多个城市同日爆发反日示威游行，数万名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捍卫钓鱼岛主权，并抵制日货。日资超市，专卖店，餐馆等遭到游行者攻击。据有关记者调查，游行活动信息来自于网络。他们公开言论：使用日货，就是羞辱4000万死难同胞。还将购买日货与不爱国，叛国挂钩。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排日情绪，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能量[9]。
自2012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中国和日本就这一岛屿的主权纠纷成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2012年中国反日示威活动是指中国在2012年8月中旬开始的一系列激进反日游行，主要抗议日本于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陆钓鱼岛。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民众发起第二轮游行抗议活动，参加人物拉起写有「誓死捍卫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横幅，沿途高呼抵制日货，打倒军国主义等口号。游行最终演变成暴力民众对商家，私家车的打砸。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不断地在发出就钓鱼岛一事中国人须要团结一致的呼吁，而且随着主流媒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要求中国外交部官员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中国东海以及南海的领土争端问题一并其它的事宜上要做出更为强硬的表态，表示着对日关系深刻涉及民族主义。
民意调查是测量公共舆论的重要方式，翻译出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公民的看法和意见，公众意见的直接反映。近些年来．各种民意调查机构关于国际关系和中国外变方面的调查日益增多。自2004
年起，《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每年一度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在2005年因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差时期，达成每年合作实施民意调查，然后双方一起在各自国家发表的协议[10]。2012 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或最令人担忧的因素是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而且均高于上年调查[11]。重视度高企不落并没有直接带动亲近感的提升。不难看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龃龉和在现实中的“瑜亮情结”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
中方对日本印象不佳的被访者同比增加28.3%，达92.8%。造成印象不佳的最大理由双方都是钓鱼岛主权纠纷，中方被访者占77.6%。第二大的历史问题纠纷理由也很突出，中方被访者指「日本没道歉，没反省」的占63.8%。但双方也都有7成被访者认为中日关系重要，72.3%。而对「中日是否存在领土纠纷」问题，日方62.7%的被访者认为存在，有别于政府的否定立场。中国和日本一项最新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双方被访者对彼国印象不佳都高达9成，创下该调查2005年实施以来的最坏记录[12]。很多中国人是打从心底憎恨日本，既源于历史恩怨。年青人尤其想追求某种理想主义，技能取代已被抛弃的共产主义，有能超过当前弥漫在整个中国的商业主义。而且，政治正确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操弄民族主义而来的社会压力也会指向日本关系特别激烈[13] 。
公众舆论与中日关系
“舆论“ 又称“民意”，“舆情”，是转播学的核心概论，然而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按照一般性的界定，所谓舆论就是“显示社会整体直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人数的共同意见”[14]社会力量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中，众多社会因素影响着中国国家政治的制定，比如在国内的坏境保护，教育住房等问题上，社会力量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今天的中国外交正处在转型期，从理论，政策，影响等方面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强大之后，引起中国民众热烈关注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问题显著增多。然而，伴随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观众思想的活跃，外交政策领域的舆论也开始出现分野[15]。
专家学者的制度参与与普通民众的意见表达构成了一个面所未有的舆论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进入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度过程中。另外一方面，决策机构更加重视观众意见，任何对外决策都不能无视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对政府的影响里，公共舆论对政府的影响里，同政府的性质有一定关系。随着中国外交变化，舆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价入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成为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因素之一。这是中国外交决策结构多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16]。
伴随舆论本体的多元化，舆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对外政策选择不一致的声音。公共舆论具有的两面性，既可以为外交决策提供支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但也可以影响国家外政策的制定，障碍对外政策的推行。中国公共舆论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青年人与政府在对日本问题上的立场就不完全一致，由此引发多次“保钓运动”。今天，公共舆论仍旧时常受到民主主义的刺激，与政府在许多外事问题上的看法和意见不一致[17]，尤其是在对日本关系类的问题上。
民众很多情况下会觉得政府的走法过于软弱，不够有力。这中有一些感性的情绪和非理性态度，与中国政府实际执行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中国外交提倡“外交为民”，外交决策者对公众的观点也较为关注，这使得“大众民旅主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强硬而集中的公共舆论，不得不被决策者考虑在内，由此产生的作用不容低估。因此，大众舆论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中国外交舆论存在形式的另一特点[18]。
权威政府领导人应该能处理公共舆论，有权力把记者辞退，截止报刊，驱散抗议民众，控制信息，从而权威政府称为是公共意见的塑造者。为了同样的理由，假如权威政府开放社会和开放市场， 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加速信息流的发展，果然失去公共舆论的监督而实用宣传为引导公共舆论[19]。
根据一些政治家，一般而言，民主主义国家政府对公共舆论不一定该做出回应，然而政府经常能随意操纵公共舆论。他们以为民主社会的个人有确实消息的。个人的信息从社会精英来取的，像许多研究已发明的那样，精英话语与公共舆论具有紧密关系[20]。因此政府领导人指导社会精英——执行者，政治精英, 著名演员，媒体专家，学者等等——对公共舆论能生成的影响。这为，虽然关于对外政策舆论方向也会容易改变观众的意见，但是社会精英代表多样化的意见为民众还能提供多元化选择。与此相反，根据上面描述的辩论，权威政治系统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由于官方的单一观点，不能供应多种选择为民众，造成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公共舆论。权威政治下的悖论是，如果政府要改变公共舆论的话受到困难，因为要促进全国群众转型意见[21]。而中国人对日本的公共意见是透过新闻，电视，网络管道形成的。
新媒体条件下公共舆论环境
新媒体的迅速成长使掌控信息流和公众舆论更加复杂，中日两国的决策者在处理主权争端时在国内被置于日益艰难的境地。主要表现在大众传媒对于国际政治与外关系的关注显示增加，传统报纸以外一些媒体定期推出关于中国外交和国家关系的分析与评论。近年来，除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还得到了增长，社会力量开始爆发，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传统媒体条件下的民族主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等“点对面”的传播。
传播实现对受众的舆论引导，而媒体公共舆论了解国际关系的主要信息渠道。在国际问题上，媒体限于民众了解到事件的起源，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一定模式的媒体理论[22]。舆论发展期是媒体针对某一事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连续报道后，吸引大量受众关注，受众展开激烈讨论，发表意见达到一定热度的时期。2005年的示威抗议开始，中国人用了一场崭新形态，技术导向的集体行动。2005年，中宣部在四月九日北京爆发示威抗议之前，严禁媒体报道示威的信息。报纸，网站，电视台只字不提反日的示威抗议。后来，抗议趋势不可挡，难以驾驭，不满的声浪到处弥漫，涉及二十五个城市。这时，工人与失业者，还有或甚于爱国情操，连商人也纷纷加入学生的抗议行列。组织者抢在政府下让各大主要网站删除示威活动的通知之前，运用小型网站和博客送连锁信来散播讯息。在北京，示威前夕，日本政府就向在中国的日侨发出警讯。共产党在分化努工或农村抗议运动时，实用同情示威者，逮捕策画人，防堵示威抗议引发连锁反应伎俩，可是面对这场事件，组织和领导人遁形匿迹，由下而上动员的示威抗议，于是毫无用武之地[23]。三个周的示威抗议过了之后，北京终于发出最从通牒，该是结束的时候了。《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中日冲突的文章，政府为了让民间反日情绪进降温，《人民日报》发表了《如何表达爱国热情》、《改善中日关系行胜于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分歧》等文章，其目的是合理引导社会舆论，力图使钓鱼岛争端能够在双方控制的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为国内的反日情绪降温让许多知名专家给民族解释中日关系的长期利益 ，如何理性看待日本[24]。
2007年是中日关系敏感而关键的一年，中国政府引导社会民众保持冷静和理性，人民日报发布的《用纪念去开阔未来》[25]主动中日稳定与发展，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见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的是没有提出南京大屠杀第70周年[26]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后《新京报》发表题为“以日为师助推中国改革”的署名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日本是中国人心中“现代化”的典范之一，“以日为师没有丝毫的难为情，当年小平每每接待日本朋友，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向日本学习 ”[27]。2007-2008年日本获中国媒体好评，这意味着，大众舆论往往容易受到大众传媒和决策者的影响和操纵。大众对外交的知识有限，对媒体的依赖性很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力却在不断削弱，不能完全控制媒体[28] 。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特点是中国反日情绪达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点，代表事件包括钓鱼岛争端，民族主义以及反日情绪会让中国当局骑虎难下。逆向大众舆论在中国外交中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日关系。
直至2010年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实施“购岛”“国有化”计划，钓鱼岛争端急聚升级。在传统媒体方面，《人民日报》此间共刊登报道33篇，从中日双方主要领导人的表态、日本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东亚安全问题的反思，日美将修改防卫合作方针等多个角度对中日“钓鱼岛”争端进行了解读。在舆论发展期中，网络媒体以其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特点，为受众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提供了空间[29]。
根据统计结果，2012年4月16日“购岛”言论之后，《人民日报》没有任何回应。5月发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国船长被撤销公诉》，6月份发表了《日本自民党企图立法推动强取钓鱼岛》和评论《日本“购岛”闹剧当休矣》表达了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8月11—19日，香港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国内10多个城市举行反日游行，钓鱼岛争端在中国的民间舆情高涨，《人民日报》连续推出《中方对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岛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对日本有关言行表示强烈不满》和评论《大国崛起新路的信心与定力》，表达中方不满情绪[30]。2012年，中国媒体不断地在发出就钓鱼岛一事中国人须要团结一致的呼吁，而且随着主流媒体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要求中国外交部官员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在中国东海以及南海的领土争端问题一并其它的事宜上要做出更为强硬的表态。
一些中国网民在周一还有呼吁对日本生产的商品进行抵制，以QQ、微博、网络论坛为代表的新媒体中，新的媒体环境下，网络极易成为相关民族主义舆论表达的“触发器”和“助推剂”。中国民众在线用行动响应“保钓”，而“保钓”成为微博，人人网，天涯论坛等线上平台的热门话题，民众在网络和保钓联盟的呼吁下走上街头示威，要求日本放人，钓鱼岛归中国的口号，鼓励网民保卫钓鱼岛。此外，猛烈批评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示弱[31] ，《港媒指中国不能向日示弱 》[32]，《中国发出可怕示弱信号 》[33]。
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这样，舆论氛围进一步宽松，伴随现代转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民众对国际事物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讨论兴趣和参与意识，各种观点争论日新增加，影响也矿大。借助网络，民族主义的“触角”和“神经”变得更加敏感，网络阵地的宽广和信辞的恣意使得民族主义的应战几乎无时不在，“网络民族主义”在信息时代异军突起[34]。
从以上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互联网络逐渐成为人们表达对世界格局，国际事物，中国外交政策看法的平台，一些直接参与外交决策的高层官员明确表示关注互联网舆论。其中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护粮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35] 利用网络征集民意，收集舆情，已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运用。
网上的极端观点也受经常到中国政府的特别关注。权威政治下没有竞选，一党威权制既不会在竞选中受失利，权威政治系统却需要公众的支持，中国也不是例外。之所以权威政府需求应答公共舆论避免社会为保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必须要回应公共舆论，包括网民舆论。为保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连对极端观点需要引发更多关注[36]。
尽管网上民意绝不反应全国民众意见，但绝大多数网络民意对日本人没好感。《人民日报》前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对”日关系新思维” 在大陆广受批评。而且，马立诚和时殷弘的观点引起激烈专家辩论，代表专家学者谈中日关系的分裂。这意味着，虽然中国社会精英观点具有高度多元化，网上民意具有一系列的反日特征[37]。历史认识问题是很多问题的基础问题。中国近代历史感觉充满国家耻辱，抵御外敌而汇合起来，至今对中国民族主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现代中国公共舆论不是爱国主义，但民族主义来形成的。中国正在逐渐崛起，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减弱，一些西方学者察觉到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思想在中国舆论界地位的上升。根据这种思路，中国政府故意地把观众动员起来，使公共舆论发挥其积极影响力而走向反日方向[38]。有中国观察家以为，中国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而中国共产党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
公共舆论与民族主义
中国政治人士利用和日本有关的议题，动员群众持强势领导，或是转移对国内困境的关注。Susan
Shirk认为，领导人越没有自信，就越来煽动反日民族主义的火苗[39]。二次中日战争在共产党编造的神话具有重要的作用。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建立在一九四五年看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建国的神话环绕在中国人如何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挣脱日本残暴。宣传机器则是推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以日本侵略中国作为历史的罪证。政府在网络上推波助浪，促成大规模的反日请愿活动，甚至放任零星的示威抗议，在北京日本大使馆周边区域摇旗呐喊[40]。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教课书，宣传机器不断灌输日本欺压中国，中国英勇击败日本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五爱教育，使舆论形成了日本是“加害者”的社会价值观，引发了广大网民的反日情绪。当今，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异军突起，”愤青“占据网络阵地，以全新方式表达中国民间民族的利益诉求。虽然愤青网民不代表全国人民，将会有效地促进反日政策[41]。媒体迎合人民所好，大篇幅报道反日多动的新闻，使得共产党没办法往常一般全面控制与日本相关的信息[42]。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者郑永年认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型民族主义。他提出的“强国情绪”是贯穿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主题，“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中国民族国家体系中独立强大的前提，因此所谓”中国问题“可以在中国国内国际交融的背景中得到定义。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43]。郑永年认为，加强中央权力，强化民族认同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特征。
丹佛大学的教授赵穗生主要从政国家政府权的角度，论述当代中国民主主义所具有三个特点：作为维保政府合法性的工具，以国家为中心，具有回应性质。赵穗生将民族主义分为三类：实用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其三中，目前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以务实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为特征的国家民族主义。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带有实用的特点，韬光养晦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策略，都是实用主义的体现[44]，改革开放后，务实的中国领导人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以可能导致社会动乱为由而摒弃自由民族主义。务实民族主义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表现为行为决断，且抵制外国对中国根本利益，如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干涉[45]。
民族主义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在国内，民族主义是共产党建立合法性的工具，也是老百姓判断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尺码。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十分小心地控制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总的来说是防御性的。基于“历史情绪”和现实的假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具有不可否认的“防日”指向。进入21世纪后，日本小泉阁强化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在亚洲推行强硬外交，却把中国民族主义的注意力引起到了重点“反日”的轨道上[46]。但反日情绪一沸腾，总会演变成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甚至恐有失控制，共产党就必须巧妙稳住抗议的声浪，以避免示威矛头转到共产党身上。操纵民主主义主义有益于共产党权利，“不过不能超过某些范围”。1960年代，韩国人民不满专制领导人对日本示弱，激发了韩国的民主运动—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在中国重演[47]。
根据美国学者葛小伟(Peter Hays Gries)，民众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他称为“大众民族主义”或“民众民主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他认为西方学界流行思潮的中国民族主义视为”政党宣传“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普通民众是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主要角色，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作孤立理解，必须要放在国际和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48]。美国学者James Reilly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日社会舆论并非政府主导。Reilly提出，中国政府采用灵活的威权主义来回应民众的反日情绪，政府在舆论高涨时顺应潮流，推出部分政策响应民众要求，但随后会采取措施收紧，推行理性外交政策[49] 。
外交政策受到公众关注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做出象征性的处理，因为这涉及到原则性问题，中日关系上，政府会采取强烈的坚定立场。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会让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发生迅速改变不可想象。江泽民发起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让接班人难有回旋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假使中央无法有效冷于人民的反日情绪，这反日情绪可能升高变成反政府的动乱，或将使当今中国领导人难以化解于日本正面的军事冲突。
结论
传统媒体为民众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渠道，媒体具有很强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体通过强势传播地位，向公众灌输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然后再借用公众的名义表达出来形成媒体塑造的国内舆论。中国国家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外交民主化特征日益显著，社会群体的想法和意见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这说明中国正越来越重视公共外交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新的外交领域得到加强，是中国发展壮大后一个必然趋势公共外交虽然有多种形式，但毕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有一定目标的外交过程。 平心而论，符合中国长期国家利益的是抛弃历史正义，维持跟日本的友好关系。然而，中日之间一直处于“政冷经热”的局面，这与两国之间国内的舆论环境有很大关系。2005年开始．随着两国间人员交往的热络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民众直接参与两国关系的程度越来越大．国内舆论对一国外交行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中日关系来说，中日民众敌视情绪非常严重，这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民族主义不利于双边合作的发展，这也弱化了地区合作的动力[50] 。
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培养反日情绪，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政治地位，似乎中国领导人往往牺牲长期的国家利益，以博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不过，2005年开以来的反日社会舆论不是政府主导的，反而政府试图待反日情绪平复，但归于新媒体下的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对日本不能示弱，只要采取战略中的强硬的立场。
由此可见，大众舆论在外交政策中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广大公众不用对政策后果负责，对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的考虑经常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51] ．而是更多的带有价值观的倾向。反日情绪，民族主义包装起来的国内舆论，更容易对国家的对外政策造成制约和阻碍，使政府走强制性的路径。
[8]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目前为日本控制)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中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府与2002年以年租金2256万元得到价格与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日本国民签约租下了钓鱼岛及其周围岛屿。元次山：透视日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12]童倩：中日民調：彼此印象不佳高達九成。BBC 中文网。2013年8月6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8/130806_japan_china_surve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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