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
中国已经增强了它的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中德地位。中国的未来不仅是整个亚洲，而且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几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逐渐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国内以及国外许多中国和西方观察家头脑中的问题是：中共是如何实现政治体制改革?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系内部建立新的制度规则,
确立高层领导任期制,推动基层自治, 在制度化框架内解决政治参与的问题;
实施党内民主,
扩大权力的分享范围,
加强党代会功能,平等参与和自由竞争[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这与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过去的 35 年里，中国政治改革的情况非常不一致。中国领到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重建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从1977年到1989年夏，中国的领导有过显著的文明开化，努力与世界主流拉近 （譬如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改革和乡村选举）这个改革下不仅中国的经济改变了，也改变了中国政治体制，使它更少意识形态，更少对普通民众的封闭，更多地倾向于利用法律以及规章来管理。中央集权化也没有以前那么严格，然而对不稳定的担忧依然是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重要推动力[2]
。但是自1989年直到目前的
24 年里，中国领导层在政治理想层面上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中国的政治改革减速了而基没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自由化加速度了，中国进入十多年的经济繁荣期。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冷战后全部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的成功显然不仅提高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证实了共产党的新威权战略[3]
。这并不是说中共党员里没有人向往更高的政治改革，这样的人也不少，但不能成为主导。虽然领到人意识到了政治责任得重要性，扩大的政治参的需求，已经日益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基层村民选举已经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中央反对广泛高层选举权[4]
。上级当局依然对地方官员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除了之外，政治稳定是国家体系中的最重要思想，似乎领导人，人民都赞同这个概念，给中国带来秩序。有许多人认为，在中国这样的政治系统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进一步来说，没有共产党天下会大乱。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高的认同度。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但哪些政治优势不能丢，哪些政治优势应该改进，才能解决好当前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在最高层，共产党仍然把所重要的人物团结在一起。党的机构是从继任到经济，社会，行政以及安全政策等等一切事务上最大选择的决策地点。体制中党的部分依然高度地不透明，不受政府，司法机构[5]
。当今中国社会，许多问题回避不了：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社会冲突的激化，环境污染的问题，流动人口以及户口的问题，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权力腐败问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按人权的普遍原则，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系统，独立的公共媒体，有利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要求的声音日趋强大。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在国家面临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的政治改革，中国观察家以为现在正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候。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外关注的“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这个政治形态核心就是中国的政治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强调政治改革，每一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每一次全国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无一例外地包括着政治改革的内容。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重点提到“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随之引来各种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在十八大开幕式上，胡锦涛提出，中国领导人“绝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换句话说，这种改革不会放弃一党制，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
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法制体系的改革；第三个方面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改革。最后是发展民间非政府组织，初步形成公民社会。对政治体制来说，中国的制度变迁循着一条独特的路径展开，即所谓“体制不变，政治在变”（political
change without regime change），使得中国政府无需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放弃一党专制似乎没有前途。因此关于政治制度的进步，核心内容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输入和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是以普通公民有裁决政府大的人事安排及主要官员行为的力量。
法制体系的改革。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强调“法制”或“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还没完善法制体系。经济体制改革后形成的多元经济文化形态的社会现实了，经济改革后民众要政府提供越多的法律法规，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说，有强力的法律体系可能解决腐败的问题。但目前政府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所以多数中国观察家以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要以选举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以宪政为政改目标，以公共预算和政府透明为行政改革目标，以司法独立为司法体制改革目标。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改革。行政体制调整和施政改革也是政治改革的一方面。一些环节的进步也是显著的。比如，出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中国过去的几年里增加了“市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最近以来又在试行“强县”的改革，因为很多地方的县政府的资源和权力太少，而责任太大。20
世纪80
年代，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开始直接选举，并开始试行干部任期制和党代会常任制；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逐渐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既是中国基层民主的突破性发展，也是国家向社会分权并在解决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一的个重要步骤。据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
从2
0 05年到2
0 0 7 年,
全国共有6
23 6 90 个村委会完成了选举,
占所有村庄总数的9
8%虽然各地推行村民自治的力度不一样,
但总的趋势是村民自治度和选举竞争度的增加[6]
。但如何有效衔接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
还没解决的问题。
有些省市也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90年代后期，中国的信息产业以年均增长50％以上的速度发展著。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信息时代，随著互联网不胫而走地发展，网络传播方式已成为公众表达民意。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不断有大学生、律师、普通老百姓、NGO
组织，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它们的预算、花费、官员收入等等。提出这类要求的人，大部分没有被和谐掉，尽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还不高。
现在中国政治参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参与的形式慢慢多元化，但制度化水平不高然而中国民众的参与意识很高，越来越多的人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明确指出，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是服务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政治参与，是人民主体能动参与的政治参与，这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应然趋势，也是中国执政者、民众和公民的自觉选择和自主要求。但是，中国共产党拒绝走西方的民主道路。
跟踪台湾模式?
很多人也充满兴趣，大陆要讨论未来的政治改革，如不学西方的民主模式，是否会学习台湾模式，一步一步做起？台湾民主制度的进步，有更大的示范意义，提出了一个迷惑世界的难题：中国人需不需要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主？关于中国大陆要不要学台湾模式，首先要描写两国的发展历程。
台湾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代表国家之一。成功实施所谓东亚洲发展模式(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体制体都有如下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实现法制改革，民主化以及立宪主义。东亚模式除了中国，台湾作为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7]
。台湾模式与大陆模式都是在相同的软环境中实施的。即都是在权威政府、儒家文化的软环境中实施的，这种软环境在东亚模式中起著基础性作用。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下。连共产党与国民党历史上有些相同点，譬如都是成立于20世纪，都是采用列宁主义构成，都取得政治霸权。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现代发展历史过程具有一些共同点，然而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别: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这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在国民党统治下台湾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 反而中国经济体制1979年开始从计划向市场逐渐转变了。台湾在民主转型过程40年之前私营企业已经很发达的，但是民营企业在中国只有改革开放以来开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直到1990年代中国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制。另一个明显差异就是不同的国际形势，在美国的施压和推动下台湾通过“宪政改革“，而完成了民主转型，中国却中国不依靠美国，因而自己选择发展模式了[8]
。对比农村选举来说，在中国大陆农村选举的水平，范围及程度比台湾更有限 [9]。台湾模式的正例是台湾现行民主政治制度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没产生重什么要影响。反面例子是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的律师和主张改革进程而怀疑政府的合法性[10]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地区尽管也受到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但是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出现像台湾地区那样根本性的转型，且中国政府未来的发展趋势也不会追踪台湾发展的行踪。
结言
但如果以真正的政治自由化为最终方向，中国的行动却非常迟缓。列宁主义政权的核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例如执政党的主导地位、执政党控制大多数关键经济和信息产业以及坚决使用高压国家权力打击任何有组织挑战党的权威的行为。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多了，并这些网民已经开始对现实政治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中国共产党内不断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看来中国政府政治改革将采取渐进式改革思路 [11]。
中国政治改革该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政治改革只有在不危及共产党权力的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才会被允许，要运用集中权力来支持经济和安全的发展。这个改革开放不一定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但肯定会实现有限的竞争性选择，更加自由的政治体制。
参考文件: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erpreneurs and Prospect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2003年
Bruce Gilley, Larry Diamond (編者):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Colorado, 2008年
Foreign Affairs. 2013年，1/2卷.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New York，2004年
林冈: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复旦政治学评论》 2009年
裴敏欣: 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召开的“中国的领导人政治和政策” 会议上的发言，2005年11月2日
[4]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erpreneurs and Prospect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2003年 p.2.
[5] Kenneth Lieberthal: p.318.
[7] Randall
Peerenboom，Weitseng Chen: Rule of Law. In: Bruce Gilley, Larry
Diamond(編者):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Colorado, 2008年,
p.136.
[8] Dorothy
J. Solinger: Business Groups. For or Against the Regime. In: Bruce Gilley,
Larry Diamond(編者):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Colorado, 2008年p.101.
[9] Lin
Gang, Cheng Tunjen: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Bruce Gilley, Larry Diamond(編者):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Colorado, 2008年p.179.
[10] Randall
Peerenboom，Weitseng Chen: p.152.
[11] Yasheng
Huang: Democratize or Die. Why China’s Communists Face Reform or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2013年，1/2卷.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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